我和天文学家王思潮UFO之缘
——东南大学 陈承坤
前言： ------应天文学家王思潮邀请，2012年 10月20日我赴上海参加ufo研讨会，到达上海火车站时，我第一次幸会了天文学家王思潮。我向王老问候过，意想不到的，王思潮对我说的第一句见面语是，“我相信你看见过飞碟！”
早在44年前，当亿万民众尚不知飞碟为何物时，时为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科学工作者的王思潮对一起不明飞行物事件的报告，即以睿智眼光准确地分析研判了它：“奇异天象！”这就是发生于我国的1971年9月26日奇异环状ufo事件；他并在2011年10月15日的上海ufo研讨会上，首次向社会作了公开披露。掷地有声。 凡事不可数典忘祖。44年前向媒体报告并被记录在案的三位目击者是：扬州北部邗江县槐泗公社的纪翔先生、扬州南部施桥镇的陶思炎先生和北京大兴县的贺增荣先生。从已披露的资料来看，三人所提供的目击过程资料线索非常有限，也比较简单。但这同时表明，尽管如此，三位普通民众也都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目击的不明飞行物明显区别于自然现象，明显排除属于人类制造的飞行器物；极度困惑之下，他们便报告社会，以求一解。 上天眷顾啊，我也是那天的目击者之一。而且时在江苏省泗洪县农村插队的我，更是近距离目击了它神秘真容。只不过，我是一位未曾被当年媒体记录在案的目击者。 螃蟹能不能吃？可不可以吃？ 在被赞誉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英雄”的人诞生以前，所有人都对铠甲在身、挥钳舞爪、横行霸道、怪模怪样的东西敬而远之。 王思潮就是中国在探索ufo方面“吃螃蟹”的人。 王思潮通过对1971年9月26日“奇异天象”的分析研判，拓展了自己探索科学世界的眼界，对宇宙空间客观事物的认识方面有了一次质的飞跃。如果说，王思潮先生对ufo的研判认识，同样应当需要通过实践来进一步检验的话，理所当然，概莫能外。问题是，如何检验？怎么检验？谁来检验？ufo神龙见首不见尾，出没无常，本来就属“幽浮”；这就令世人犯难，想必也令持“奇异天象”说的王思潮先生慨叹了。 但不，您信吗，世间这件看似难以完成的事，谁知竟在偶然之间被人完成了。而完成者不是别人，正是我陈承坤。我于无意间被动地作了天文学家王思潮研判的1971年 9月26日“奇异天象”的验证者和宣传者。我的奇特经历印证了当年王思潮研判的睿智而准确。(想必读者已从我近期发在本网站的《1971年 9月26日奇异环状飞碟事件》中了解了许多)。 接下来，读者应当进一步了解《我和天文学家王思潮ufo之缘》。
如果说，80年代前期给《飞碟探索》杂志投稿，是我向社会报告近距离目击飞碟事件的第一个阶段的话。那么 ，1988年 我从苏北泗洪县调回南京工作后，于1999年开始进入了向社会报告近距离目击飞碟事件的第二个阶段。 事情起因于 1999年年底，我国首次在昆明播放有关ufo的录像，引起民众强烈兴趣，11月20日的南京日报报道了紫金山天文台王思潮接受记者采访的消息。至此，孤陋寡闻的我才首次听闻天文学家王思潮研究员，并且是ufo 研究专家。我也因此辗转联系上他。彼时，身揣曾经近距离目击飞碟珍贵资料的我，请专家鉴宝。在电话中向王思潮先生报告时，由于已经时隔28年，我说近距离目击ufo的日期是1971年9月或者10月的一天。还说到，虽然目击现场当时仅我一人，但次日我闻知，该不明飞行物后来也从距离我所在村庄三、五里外的另外两个村庄的上空飞过，被数十位学童和村民目击到。我推断它飞经那两个村庄时的高度大约在三四十米上下。我还说，我以人格担保报告的真实，您若怀疑，你们专家还可以去我所说的那两个村庄作调查。还有，我主动要求对我进行任何现代科技手段的测谎检验，以辨真伪。如果需要的话。 王思潮首先对我热心的报告表示感谢，他说目前我国还没有官方ufo研究机构。他个人当前着重是做这方面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以供将来需要时进行研究。目前仅有一些自发的民间组织在探索研究。而民间的机构并无经费。他说，官方没有研究机构，就无法如我所建议派人去进行查证，这当然令人遗憾。他附带谈到，近年来陆续收到有关不明飞行物的报告，人们大多反映它是呈面包形状的，而我报告的情况明显与众人不同，没有共性特点。这也是他们不可能派人去调查的原因之一。 电话攀谈中，王思潮兴之所至说到，你以为你见到的事情神奇呀，还有比你目击更神奇的事呢。他举了一例谈到我国空军报告的一起ufo事件，那是发生于1998年河北沧州的ufo事件------- （文章写到这里时，建议大家在网上百度一下《河北沧州ufo事件》，不妨对那次中国空军指战员目击、驾机跟踪ufo事件的神奇经历作一了解。） 最后，王思潮先生嘱咐我将近距离目击ufo事件的经历写成书面报告，寄给他。 我拟稿成文，标题是《ufo从我近前掠过》，请办公室同事茅老师用电脑打印后，邮寄王思潮先生，时间是2000年1月2日。前后几天，我还将书面报告寄给《飞碟探索》杂志、南京大学天文系、南京日报社、中科院天文研究所，甚至抽空亲自将稿件送到南京《金陵晚报》社编辑手里。（我在生活日记中均有记载）。 不久后的一天傍晚，刚下班回到家的我，接到王思潮先生打来电话，告诉我说，近日某天中央电视台晚间有个探索地球上不明飞行物的科普片，不妨收看了解。我谢了他。也从内心感受到天文学家对 探索不明飞行物的关注，以及对普通民众的科普热心。 数月后的一天，在单位与同事闲话目击ufo往事，讲到飞碟超低空作波浪式起伏飞行过程中，当它向下滑落时，会从环状物体的下端强劲喷射出某种物质；我突然想起几个月前给王思潮先生的书面报告中，竟遗漏了这一重要环节现象。于是又辗转联系上他，在电话中作了补充报告，天文学家对我的认真表示赞许。 攀谈过程中，我不免问王思潮，既然你们接报的目击飞碟线索也不少，为什么政府不成立专门机构进行研究呢？ 电话那端，几秒钟的沉默，传来语重心长的声音，“没那么简单啊”。 我也默然。 我忍不住又说，“我肯定自己目击的是飞碟，是来自外星。别人看到报告的那些，大多是在高空，是在晚上，看准看不准还真难说。而我是近距离目击，黄昏时，等于白天，几十米的距离，是什么东西怎么会看不明白？那东西我们地球人是造不出来的！” “问题是，当时现场就你一个目击者，没有第二人可以作证。再说你又没有拍下照片。总之，你还拿不出足以说服人们的证据”。交谈了一会，对方的话音滞重起来，“我估计呀，要使我们中国人确信飞碟的客观存在，可能还需要较长时间。” “啊，真要那么长？！”我心一下凉到底，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 “不过，飞碟的客观存在，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电话那端声音提高了，“波兰的哥白尼，你应当听说过关于他的故事吧------” 哥白尼，波兰伟大的天文学家——孩提时代就听老师介绍过关于他的故事，他以惊人的天才和勇气揭开了宇宙的秘密，推翻了长期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地心说，实现了天文学的根本变革。他的研究成果在他去世数十年后，才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 但是，我明明白白、确确实实近距离目击到了飞碟——我判别它属于外星人的无人驾驶的高智能操控的飞行探测器。按天文学家王思潮的话说，兴许还要再等上较长时间，飞碟的客观存在认识才有可能被人们接受。那我现在向社会报告目击飞碟事件的种种努力纯属白作。等得起几十年吗我？！ 王思潮先生还在谈论着什么，听得出他话语里透着尴尬，无奈，遗憾。 放下电话，我反而心如止水。别自作多情了，烦它什么神，飞碟不飞碟的于我何干！小老百姓，一介草民，还自以为是呢。政府都不烦，科学家都不烦，泱泱大国，到现在连个装门面的空架子研究机构都没有，连派几个人去我插队所在地调查考证的经费都无从开支。那王思潮研究员还怎么研究？还能研究出个什么名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没准王思潮先生的研究纯属他个人行为，毕竟这事饱受质疑，不是至今没有一个国家政府公开宣布飞碟的客观存在吗。 大约是2006年夏天，我看到报纸报道，近期南京大学天文系将举办ufo研讨会还是什么科普讲座。自己心里便有种难以言状的苦楚酸涩：中国的ufo研讨会，缺少我的参加，那能是完整的研讨会吗！那能是高端的研讨会吗！那能是可以揭秘飞碟确确实实是客观存在的研讨会吗! 我就留心关注那段时期报纸，会不会在研讨会还是讲座举办后，记者有什么采访报道。后来虽未见后续报道，但也就在那几天，有了意外收获。一天，一位显然也是看到报纸上关于南大天文系将举办ufo研讨会还是科普讲座信息的读者，热心投书南京《扬子晚报》，声称他就曾亲眼目击过ufo。那是他在部队服役时期，当时部队驻扎在山东某地（忘了他写的具体地址），1971年9月26日那天，晚饭后在球场上活动的战士们惊讶地发现，在驻地后山的树林上空，出现一只脸盆大小的（记忆中他描述的物体并不大，我且用脸盆来形容）扁平的旋转着的发光物体，静悬树林上空，随后又慢慢降落到山头。他报告写到，那年头人们阶级斗争的意识很强，便联想到这会不会是阶级敌人要搞破坏活动，相互之间在发联络的暗号？于是部队就派出指导员，带领一个连队的战士上山搜寻。最终却什么都没搜到。这位投书报纸的作者写到，他断定他们目击到的不明飞行物就是飞碟。 这条信息对我太重要了，因为我目击ufo的日期就是1971年 9月26日。遗憾的是，后来为便于记忆，我脑海中已将众所皆知的“九一三事件”的日期，作为标志来帮助参考记忆，久而久之，正确的记忆日子就错位了。但当时看到如上信息，还是意识到我和他目击的不明飞行物，应该是同一物体，也就是说应该是在同一天。而不可能出现在“九.一三”和“九.二六”两个日子。当时就意识到，不是他记错日期，就是我记错了，总之有一个是对的。（当时如果查看一下我在2000年 1月2日寄给王思潮研究员《ufo从我近前掠过》的文章底稿，或者查看一下我的日记，就不会出现这个差错。那上面都写着，事发于1971年9月的一天。并无具体日子）。 我欲将这条重要信息报告王思潮研究员。但犹豫片刻，操起电话的手还是放下了。我心已死：回答无非是，政府还没有专门研究机构，没有经费，不可能派出人员去调查。 但它于我依然挥之不去，我将报纸这段信息剪下来，夹在我的日记中。后来又一想，夹在日记里，自己没准哪天不在意翻看日记时容易将它丢失，不如将这条信息抄写在日记中作为资料收藏。抄在日记中后，我就将剪下的报纸信息撕了。这条信息记载于日记，事情一搁就是一年之久。期间央视播放过一些有关飞碟探索的节目，搅得我心神不宁，郁闷不已。第二年秋日，一番犹豫后，我又求助紫金山天文台联系王思潮。我想，对方即便不可能派人去调查，也应该让天文学家获知这条信息，他不是主要在作这方面资料搜集吗。几天后，正在单位与同事方某老师闲聊飞碟的我，接到王思潮研究员从家里来电。我掐断它再用我的手机打过去，我清楚这一聊时间会很长，不能让对方买单话费。 我主要报告一年前的那条重要信息。我满含委屈略带抱怨地叨叨着：王老，过去我几次向您报告过我近距离目击飞碟的事，你们总不相信。这次我报告的那位退伍军人的目击ufo事件，也是发生在1971年9月，而且ufo的形状也很近似，我两目击不明飞行物应该是在同一天。我想日期不是我记错，就是他记错了。我说过我愿以自己人格担保我的报告。也愿意接受任何科技手段的测谎检验 。我还能说什么好呢。如果我那次看到的它，当时是出现在高空的背景，那我仅仅是感到匪夷所思而已，一阵慨叹激动，过后也就算了忘了。偏偏那次我是近距离目击，是天外来客还辨不出来吗。不怕您笑话，当时我就在心里给它取了名，就叫“星星”。因为后来它又飞回天上去了。——那是在亿万人还不知道有“飞碟”这一说的年代呀，只有普通天文常识的我，就一眼判定它来自天外。可是说给谁会相信呢。直到八十年代前期，还在泗洪县企业单位工作的我，偶然读到《飞碟探索》这本杂志，我顿感恍然大悟，心里差点没叫出声，当年的判断没错啊！我也才知道世间也有人目击过天外来客，人们管它叫“飞碟”，而且已经在对它进行研究。我不假思索地当即就给《飞碟探索》杂志投稿，可是没有回音。我也说给同事听，也没人相信-------” “陈承坤先生，你好。首先敬佩你对天文科学的热心。也感谢你对我们探索研究工作的支持。”王思潮研究员在电话中说，“对飞碟的探索研究，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目前主要作这方面资料的搜集工作。要把这个基础打牢。只有在拥有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有效地开展下一步科研工作。” 电话中王思潮娓娓而谈。 末了王思潮问我，登载那位退伍军人目击飞碟文章的，是哪一天的报纸。 我遗憾地告诉他，近日我特地查看了自己这两年的日记，就是预备向他报告准确信息的，但一时竟没有找到。 王思潮说，你再找找看，应该可以查找到的。 我的同事、朋友方刚老师在一旁早已憋不住了，拿过我手机，也与天文学家交流起来。他报告称，自己当年在江苏沭阳县农村插队时，也有过目击不明飞行物经历。一讲起来没个完。我忍不住提醒他，不要多说了，王思潮平时很忙，他的时间很宝贵。王思潮在那头听见了，连声说，没关系，让他说下去说完。方老师得势白我一眼，继续往下说。看得出王老听得很专注，不时发几句提问，我猜想他可能还对事情的要点作了简单记载。 直到手机显示电量不足，与王老的交流才告结束。
我从八十年代前期就给《飞碟探索》杂志投稿，报告我曾经近距离目击飞碟事件的经历。最近十几年间，更是给多位科学家、多家科研院所、多家报刊杂志，以及央视的《走近科学》、《探索发现》、《发现之旅》等多个栏目组致电致函发电子邮件寄书面报告。甚至在2000年1月6日将标题为《ufo从我近前掠过》这份书面报告亲自送到南京《金陵晚报》文体部编辑陈东小姐手里。然而这一切的一切没有任何回音。 （打从女儿诞生之日，我就开始记日记，至今已32年。所以我的上述活动大多有据可查。而我的这份书面报告，当年是由我办公室年轻的茅老师用电脑为我打印的。如今茅老师已任我东南大学保卫处政保科长。） 后来只要看到媒体有报道，哪儿又现疑似ufo的报道，我会不由自主地失眠一段时期，夜里辗转反侧。也浮想联翩。 2008年 11月28日，我给央视张腾跃主持人并《探索发现》栏目组专门写了目击飞碟事件的书面报告，从邮局发挂号件寄出。至今保留有复印件的原稿。 2010年我撰文《中国的科学家，你们在哪里》。我期望中国有最内行权威的专家学者来联系我，倾听我。我要当面向他报告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曾经发生过一起本该轰动世界的石破天惊的奇异飞碟事件。 我将书面报告分三批邮寄联系对象。第一批寄往中科院天文研究所等四家单位。第二批仅寄给紫金山天文台天文学家王思潮一人（后来得知退休在家的王思潮并未收到）。第三批寄给江晓源教授和《飞碟探索》杂志。 至今我于不经意间，还保留有寄给后者的邮局挂号信函收据，时间是2010年7月27日。（证据堪为珍贵）。 江晓原教授，中国天文学史博士，时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我因为曾经在央视的科教节目中，看到他接受访谈，谈及有关外星人的话题。所以寄文向他请教，亦无回音。 《飞碟探索》杂志，我前后共向它投稿4次，总是泥牛入海，没有音讯。时间久了我也理解他们：一般看来，飞碟从来都是出现在高高的天空、太空，怎能如这位陈先生所云，超低空飞行，说的有鼻子有眼，可能吗！是的，他们能不嘲讽我一句，已属宽怀了。 时间终于走到2011年11月17日这个节点，这个于我有特殊意义的日子。 我偶然在这天南京《扬子晚报》a9版上，看到整版消息：“ufo研讨会”15日在上海天文台举行。会上除披露多起ufo热点事件，还就ufo展开激烈辩论。消息还写到，天文学家王思潮现场披露了近几十年在中国发生的三大ufo事件。其中一起提到，1971年 9月26日，晚上18时58分至19时07分左右，江苏扬州北部邗江县槐泗公社的纪翔和扬州南部施桥镇的陶思炎，分别独立地在两地同时惊异地观测到一次奇异的天象，一个满月大小的螺旋状发光物出现在西北夜空，仰角约10至20度，这个发光物静悬在夜空，无声。 看到这则消息，我内心一阵激动。突然记起，自己目击ufo的日期与他们正是同一天。再往下看，高度吻合。我的依据如下： 1.当年为增强记忆，牵强附会，头脑里就想着，记住26日，领袖毛泽东的生日数字。几个月后，中央向下传达了“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两件石破天惊的事发生在同一个月，好记了。由于“九·一三”事件众所周知，我头脑中对目击ufo事件的日期，渐渐就将九·一三作为记忆的标志。换言之，如果没有“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我断然不可能记住近距离目击ufo的具体年月。那我后来向人们讲述时， 开场白一定变为：记不清哪一年了，反正我在农村插队的年代 ，那年的夏天或是秋天，有一天傍晚----- 2.我报告的目击时间是傍晚6点25分左右，目击过程10多分钟，比扬州两位目击时间早20分钟左右。 3.目击两地相近，百余公里之遥。 4.扬州目击者形容不明飞行物为“满月大小”；我形容为“儿童用救生圈大小”。 5.扬州目击者报称，它静悬在夜空，仰角10至20度；我报称，它始终呈大约20度的仰角，自东向西，作波浪式超低空运行着。 （关于它有仰角的描述，我持有令人叫绝的对应证据。它，是任何即便企图弄虚作假、杜撰天方夜谭故事以求耸人听闻效应者，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无疑，因而它也是对某些墨守自己的知识信条，对无法解释的“飞碟智能操控”现象硬是采取不承认主义的固步自封的人士，以有力抨击。它，就是最具说服力堪为铁证的我的白纸黑字的日记。是的，日记！日记！！日记！！！） 关于我下面某天的日记，需要先简要报告一段背景情况。那是1999年 11月20日，南京日报报道一条消息，我国首次在昆明播放ufo录像，引起公众强烈兴趣，南京的记者为此采访了天文学家王思潮。报道引起我的关注，也不由引起我的回忆，就又一次萌发了我意欲向社会报告我曾经目击飞碟事件的打算。过了几天，即在25日的晚上，我稍稍有了点空闲时间，坐在桌旁，开始写目击飞碟事件的书面报告。当时我上中学的女儿，正坐在一旁写作业。为了将我目击到飞碟时它的仰角状态是多少度，报告写的准确一点，我就向女儿借了量角器，拿在手里比划着，结果推断飞碟当时的仰角始终大约呈20度左右。女儿便觉得好奇，问我在干什么。我就向她简要讲起自己曾经目击飞碟的往事。在这天的日记中，我不由就将晚上发生的情况作了大致记载。 现将我1999年11月25日的日记公示如下：
11月25日 星期四 多云到阴 3——9度 偏北风5——6级 日前见20日的南京日报以“ufo：真的有？”为题，报道我国近日在昆明首次向公众播放了一段有关ufo的录像，引起公众强烈兴趣的消息。并探讨了ufo存在的真实可能性。关于ufo，由于我的一次近距离的目击，肯定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我就着手写有关回忆经过，拟投稿报社，甚或与电视台联系。这几天正拟搞。为了回忆尽可能准确真实，今晚一边写，一边讲给坐在桌旁写作业的s听（註：我女儿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s,在日记中，我总以s代她），并向她借来量角尺在桌上比看，以弄清当时飞碟从近地面呈阶梯状飞往西方高空时的倾角（仰角，下同）角度是多少，现在回忆，大约是25至30度的倾角。（註：当它贴近地面飞行时，仰角始终在20度左右。向漫坡地段飞行时，仰角约在30——35度左右）。在以往，我曾多次讲给家人和学校同事听。记得1971年9月或10月目击飞碟经过那天晚上，我就讲给父亲听。他当时有点半信半疑。（我可以理解，不是亲眼目睹，谁会轻易相信近乎天方夜谭的事）。他只是听我叙述后，说了一句，“那”会是什么呢。不过第二天就不同了，他从村小学（註：家父时任村小学教师）回来后，见了我就“哎”一声说道：“今天到学校来的宋庄、魏庄（註：距我村庄西边三、五里的两个村庄）的许多学生，都说他们昨天晚上看见天上从东向西有一个发亮会转的圆圆的东西飞过，他们也问我，这是什么呢！真是奇怪的事啊。”------- 上面是我1999年11月25日日记的部分内容。 “世上难道真有未卜先知、能掐会算的人吗？”——看了我的日记大家应该会有此疑惑——“否则天文学家王思潮在2011年上海ufo研讨会上才首次公开披露的1971年ufo事件中，关于ufo悬在天空有仰角10至20度的状态描述，为什么这个名叫陈承坤的人，早于王思潮公开披露日期12年，在1999年 的一天日记中，也有相同状态并且接近角度的描述呢？——真神了不是！” 世上当然不会有未卜先知的人。大概小学生都能正确解答大家的疑惑。结论只能是：陈承坤确实目击过王思潮研判的那起ufo事件；他是一位未曾被当年媒体记录在案的目击者。
6.扬州目击者报称，它为“螺旋状”物体；我纠正它，实为“环状”物体。他们目击到的“奇异天象”时，飞碟是处于夜空的高空位置，只能观察到它的大致的外在形态和表现形式。而我近距离目击，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实质，看实体。就要去粗取精，就要去虚取实，就要去伪存真。就要由此及彼。就要由表及里。 于是，我又一次辗转联系上王思潮研究员，向他作了详尽报告，受到王老的高度重视。电话交流的最后，王老嘱咐我将当年目击飞碟事件的过程，以及这些年来自己在这方面的活动，作一次系统的总结，报告给他------ 我不能不一番感慨：近距离目击飞碟事件，整整40年；向社会作报告的努力，也持续近乎30年。如今冰山之角才得以渐渐浮出水面。却原来，1971年9月26日在中国发生的不明飞行物事件，当年也有人目击当时就向媒体报告。在那个万民尚不知飞碟为何物的时代，敢于突破思想的樊笼和意识的禁锢，大胆而又准确研判了中国第一起“奇异天象”的人，正是于2011年在上海ufo研讨会上，首次公开披露近几十年在中国发生的有影响的三起ufo事件的人；他，就是天文学家王思潮。 我近距离目击飞碟事件，已属上天眷顾；不期然竟又成了天文学家王思潮研判1971年 9月26日飞碟事件的难得的验证者。真正是幸运之极。此生足矣！ 不过，话说回来，王老今天的影响，与他对ufo的探索研究没有太多关系。相反，他对ufo的探索研究，基于种种原因，只是个人行为，只是业余行为，上不了厅堂，只能下得了“厨房”，——在某些“正统”人士的质疑声中，非议声中，甚至攻击声中，他不管不顾，从从容容，我行我素地奔走在星星点点的民间研究组织之间，领军向着若隐若现的一座科学的高峰攀登。 我因为近距离目击过飞碟，明了它的客观存在。加之我向社会断断续续报告了30年，有大量的证人书证和物证（包括日记、书稿等）可以为我所证，所以我底气十足。所以我自信满满。 我不由想起以往在与王老的电话交流中，因向社会报告无门深感憋屈郁闷的自己还向王老抱怨过，牢骚过。想来惭愧不安。不是吗， 王老亲自研判的第一起ufo事件，也时至今日才首次公开披露，这个科学巨婴在母腹中孕育了40年光阴才得以艰难诞生。天文学家博大的胸怀里都装着什么？我多少读懂一些。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此刻，王老当有同感吧。 不久，我荣幸地接到天文学家口头邀请，王老举荐我预备参加2012年10月的上海ufo研讨会。 我清楚自己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我着手了。 冬天即将逝去，春天还远么。 不久，我得知王思潮主编的《天文爱好者——新观测手册》出版了，去新华书店购回。粗览一遍后，主要专注于书的第五章 ，“宇宙生命和地外文明”。 我在该章《ufo的探索研究》部分的“我国螺旋状、扇状、光团状ufo事件的调查和定量分析”一节里（该书第312页第15行起），看到有一段区区仅有6行文字的叙述，即是提到1971年9月26日那起ufo事件。目击者除了有前面提到的扬州的纪翔和陶思炎外，还提到那天晚上同时另有北京大兴县黄村的贺增荣先生也在西边夜空看到波纹状的发光光环 。他定睛观察了5分钟，发现发光物也是静悬空中，无声。（书里提到的目击者是三人，比《扬子晚报》记者报道提到的多一人，当然更完整、更全面）。 重要之处在于，在报告的表述里，贺增荣用词“波纹状”；我在报告中用词“波浪状”。贺增荣用词，“发光光环”；我用词，“红色环状物体”。 读者此时一定更加清楚，我与上述三位目击者报告的ufo事件，相互印证，竟达到令人惊叹的高度精准吻合程度 。它，同时也是对当年王思潮先生睿智准确研判ufo事件的强力印证。五者已经深深融为一体。我为此致邮件王老，报告我的重要发现。 赴会准备工作忙里偷闲地做，办公室同事也帮我不少忙。有的出具多年前就听我讲述过目击ufo事件的书证，有两人证明亲手帮我打印过文稿，（一份成于1999年，标题是《ufo从我近前掠过》；另一份成于2010年，标题是《中国的科学家，你们在哪里？》；有的帮我将可资证据的重要日记的内容拍照后通过邮件传给王老，有的帮我打印资料，有的为我设计赴会书面报告（并人手一份）的封面款式-------- 写到这里，我不由要向曾经给过我热心真诚帮助的领导、同事和朋友，道一句；深深感谢你们。 书面报告稿形成后，发邮件给王思潮，请他把关，不吝赐教，大胆斧正。不日他复件称，已作了一点改动。我就将两份稿件进行比对，十几页的文字，看了三遍，看得我头昏眼花，也没看出王老在哪儿改动过。忐忑不安中，不得已发邮件请教王老，他答，将某页某行天文学家前“著名的”三个字删去了。原来，王老并不认为自己是著名的。这使我对王老的敬重又增添一分。 2012年 10月20日，赴上海参加ufo研讨会的日子。 上午，我从上海站走下列车。与我同车抵达的天文学家王思潮研究员，在一端从人流中判定是我后，招呼我，我急忙迎上去并向王老问好。 我打量王老，真诚地说，“您，比我在电视上看到的更精神矍铄。” “我相信你看见过飞碟”。王老面带笑意亲切地看着我说。 “啊，谢谢王老。” 绝没想到，首次会面这一刻，王老对我说的第一句话竟是它。 哦，它发自一位老骥伏枥探索的内心。发自睿智准确研判1971年 9月26日ufo事件的天文学家之口。发自同样心情复杂地等待了整整40年的王思潮研究员。也只有他才能够真正了解我。 “谢谢王老。”我重复一句。吁了口气。鼻腔有点发酸。 我帮王老提上一只手提箱。我们挨着攀谈着向前走去------
上海研讨会后，我看到有几位网友发表不同看法，认为1971年9月26日被扬州两位目击者称为“螺旋状”的物体，不是ufo，而应该是火箭坠落过程中产生的现象。 一笑置之之余，我以一个普通人具备的常识，写了一篇文章发在网上，谈了自己看法。请大家打开百度了解，标题是《是火箭坠落，还是ufo事件？》。 再后来，我想到或许有最省事的办法来验证，就在网上通过百度尝试搜索——1971年我国发射火箭情况、1971年我国发射卫星情况，结果都显示，时间是在3月3日。而非当年的9月26日。 退一万步说，即便中国那天确实发射了火箭，扬州目击者目击到的螺旋状情景也不是火箭坠落现象，上面已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我曾经在心里问过自己，如果我没有在2011年被王思潮先生发现我曾经近距离目击飞碟的经历，后来我是否还会长期坚持努力向社会报告？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发现飞碟客观存在的真理；我近距离目击了亿万人无缘一睹的来自外星智慧生命的高智能操控的飞行器物；它是为窥探我们地球家园而来。不管不速之客怀有怎样企图，抱着何种目的而来，我都有责任有义务积极报告给社会。 我，假以时日，机缘巧合，近距离目击飞碟事件的传奇经历，尚且有偶然被天文学家王思潮发现的可能，；而天文学家对ufo客观存在的科学研判，谁来发现他，认可他，乃至褒奖他？ 我因为近距离目击了飞碟，所以当年一眼就判定它是天外来客。而王思潮仅仅根据三人偶然对夜空仰望捕捉到的不寻常信息的报告，就大胆、睿智并且准确地研判它是一起“奇异天象”，这实在难得，不由我佩服之至。是王思潮先生有火眼金睛吗？当然不是。我2012年参加上海ufo研讨会时随口问过他这个问题，他也是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就一句话：“他们三个人的报告各有不同特点，我把他们三地的报告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考虑，感到这是一种”奇异天象’。 应答的太简单！也太精当，太接地气了！画龙点睛的话出自天文学家之口，让我一下明白，原来，伟大来自平凡；来自重事实依据，重科学依据！ 我不由思绪涌动。如果当年接报线索的是别的科学工作者呢，他会研判这是奇异天象吗？抑或是习惯性的不屑一顾，扔进废纸篓？ 有一点我敢肯定，今天，如果您有目击疑似ufo事件的书面报告寄给那些固步自封、墨守自己的知识信条的人士，他们看过后，就是扔进废纸篓的结果；如果您致电向他们报告请教，回答一定是：不要相信有什么ufo。外星相距遥远，即使有人也难以逾越星际时空，飞来地球。”然后再补充几句，“你自己判断吧，如果不是人类制造的飞行器，就可能是龙卷风现象，要么雷电现象，要么生物发光现象，要么地质现象，要么大气现象------ 固步自封、墨守自己的知识信条的人士也许忘了，星际时空固然遥远，但外星人可以遣使高智能机器人代替智慧生命进行星际航行吧？！也可以派高智能自动操控的飞行器出征吧？！我有幸目击的飞碟应属后者。——无人驾驶（也无机器人驾驶）的高智能自动操控的环状飞行探测器！ 40年前的伟大研判，无从及时公开，我们或可溯源诅咒那万马齐喑、人人自危的浩劫时代。毕竟，沉痛的一页久已翻过。今天，虽然至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公开宣布ufo的客观存在，但是，美国的罗斯维尔事件、英国的兰道申森林事件不是早已成为掩盖不住的公开秘密吗。对ufo的研究，在我们中国，虽然有天文学家王思潮为代表的少数专家学者和民间ufo爱好者在孜孜以求的努力着，但是在面临着知识不足、缺乏经费、组织松散等困难的同时，还要对付人为的干扰。这就是一些固步自封的人士，墨守自己的知识信条，对无法解释的“飞碟智能操纵”现象硬是采取不承认主义，以所谓“外星相距遥远，即使有人也难以逾越星际时空，飞来地球”的主观臆断，误导公众，干扰人们的探索思路，影响研究的舆论氛围。以致中国对ufo的探索研究，只能蜗牛般前行。 我想，或早或晚，总有一天，在探索研究ufo方面，必将为天文学家王思潮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载入史册。 2013年 5月9日，我荣幸的跟随天文学家王思潮到东南大学，共同给学生作了一场科普报告。5月11日南京《金陵晚报》和《扬子晚报》均作了报道。 2014年5月24日，我第二次参加上海ufo研讨会。在会上，我向天文学家王思潮和上海ufo研究中心，各奉赠了一帧资料照片。照片内容：部分是2011年 11月17日南京报纸报道天文学家王思潮在上海ufo研讨会上，首次公开披露包括1971年9月26 日ufo事件在内的消息；部分是我于1999年 11月25日的日记内容，上面清晰地记载着我因故回忆近距离目击飞碟的日期，是1971年 9月的一天。它比王思潮公开披露的日期整整早了12年。这是我曾经目击飞碟事件的强力证据。也是任何一个企图质疑我否定我的人士所无法绕过的障碍事实。 2014年8月10日，我和南京的几位专家学者跟随王思潮研究员到宁波参加斳州区ufo协会成立3周年纪念活动。王思潮在向大会作科普报告过程中，让我向大家简要报告了我曾经近距离目击飞碟事件的经历。受到大家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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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 陈承坤
2014年5月4日（发文）
2015年 2月25日（整理；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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