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UFO研究形势及走向上海楼锦洪 - UFO研究

1947年6月24日，美国人尼恩.阿诺德将看到的UFO首先在媒体上披露后，UFO研究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的潮流。在40年代，我国江苏地区的几次UFO事件，曾经轰动一时，众说纷纭，只是犹如昙花一现，动荡的社会很快将其淹没了。直到70年代中期，我国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UFO是何物，更谈不上把UFO作为未知事物进行研究，很显然，比较西方国家，我国的UFO研究起步较晚，有一个从无到有，逐步发展的过程。回顾我国UFO研究的历史，本人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78年11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沈恒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UFO一个不解的“世界之谜”》，这是在我国重要报纸上首次刊登的主张研究UFO之谜的文章，从而，揭开了我国UFO研究的序幕，文章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强烈的反响，日本、美国及香港、澳门等地报纸都先后进行转载。同年11月27日，第33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格林纳达政府的提案，我国政府投了赞同票。时隔不到一年，《光明日报》科学版刊登了邹新言的《飞碟存在吗？》文章，介绍了国内外有关的UFO目击报告。80年开始，国内许多报告杂志相继刊登介绍UFO的文章和图片，国人为之耳目一新， UFO以自己特有的魅力，首先在各大专院校漫延传达，然后走出校，向全社会每一个角落延伸扩大，成为广大追新族、好事者街头巷尾校园内外的热门话题。联合国的首肯，新闻媒体的介入，大学的催化，为中国UFO研究的全面铺开，完成了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准备。

1980年5月1日，由武汉大学空间物理系发起的“中国UFO爱好者联络处”改组为“中国UFO研究会”（CURO），同年12月4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宣布“中国第一个UFO研究民间组织”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UFO研究全面推进的开始。1981年2月25日，我国第一个关注UFO现象的刊物《飞碟探索》正式面世，刊物以自己鲜明的特色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发行量最大的UFO专业杂志，为我国UFO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讨论交流学术成果的园地。3月12日，中国UFO研究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全国16个省市的26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会议围绕中国的实际状况，探讨了我国UFO研究的现状与特点，制定了中国UFO研究会的章程，确定了中国UFO研究会的主要任务。以后，中国UFO研究会陆续召开了四次全国性的代表大会，明确地提出了高举学术研究的大旗，开展UFO研究活动的思路，组织开展了“第一次全国性的UFO学术研讨会”、“首届海峡两岸UFO学术研讨会”、 “94 亚太地区UFO资料展示暨学术交流会”等学术讨论。为全国UFO研究的全面推进、健康发展，起到了组织协调的作用。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是我国UFO研究呈现一个全方位、多层次、高收获的历史时期。

中国UFO研究起步晚、发展快的现实，不可避免地隐藏一些客观矛盾和危机，例如：发展与平衡，传统与创新，主流科学与边缘研究，上层建筑与基层组织，学术研究与经济实力等等。1997年9月10日，国家民政部社团管理司管理处约见了中国 UFO研究会指出：中国UFO研究会没有在民政部注册登记，不符合国家社团管理法，必须解散组织，停止活动，标志着中国UFO研究进入了思考调整时期。随着矛盾的积累和深化，如不进行适度的调整改革，最终必然影响到整个UFO研究的发展。针对存在的矛盾和困境，我国UFO研究者开始深层次地思考面临诸如此类的问题，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大连、北京等地研究会提出的开展地方团体联谊的倡议；河南省UFO研究会开展关于加强学术研究、发展科技开发的讨论；上海地区成立UFO探索研究中心，近10年来，积极开展UFO现象的调查和学术研讨交流、拓展UFO研究新局面，以及其他地区UFO研究会提出的各种对策与思路，都是一种极端负责，锐意进取的精神，体现出中国UFO研究进入了一个面对形势、冷静思考、适时调整的时期。我们相信，我国UFO研究通过思考调整，必将以一种更加成熟稳健的姿态跨入一个更加辉煌的时期。

1、在组织建设方面。1980年5月，中国UFO研究会正式成立，为中国研究研究事业发展发挥了领头和示范的作用。紧接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相继成立各地区UFO研究组织。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96年1月，全国有25个地区成立了省级民间研究组织，有26个重要城市成立市级UFO研究组织，其中有10余个省市UFO研究会完成了社团登记注册。全国UFO研究会会员已超过2万余人。据有关方面分析，UFO研究人员中高级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五以上，科技人员占百分之三十五以上，许多会员和顾问都是国内各学科高级资深学者专家。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为了迅速跟踪和调查UFO事件，我国各天文台都有热衷于UFO观察研究的顾问，在黑龙江、西藏、新疆、海南等地的农场、高原、海岛也有密切注意观测的会员。目前，我国研究组织已经逐步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巴西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区的UFO研究机构建立起通讯交流联系，我国UFO研究专家多次在国际性UFO学术交流论坛上发表演说而获得好评。

80年代后期，UFO研究者对于UFO飞行原理的探讨，引向UFO原理应用研究阶段。有关的现代电磁物理学、空气动力学、平行宇宙理论、多维时空论以及超速现象、第五种基本力学等观点大胆亮相，取得了许多可喜的学术成果，引起了一场对于传统科学观的震动。例如：杨学铮的《磁性飞行器探索》一文，提出了“利用地磁与飞行器本身发出的电磁场强弱作用获得所需的‘力’”的观点。印东杰的《质能转化过程的耗散结构》文章，探索了“利用质能转换，为人类生活提供新能源”的设想。贵阳马瑞安的《射流推进飞碟乘具》报告，介绍了“利用航具表面分布的喷流（在大气中可用发光的高温喷流），使航具获得推进力”的试验成果。

其中有不少研究者提出了精辟的论点和独到的见解，给UFO研究历史留下了精彩的一页。例如：中国科学院邹有所的《球状闪电，地光火球和UFO大气中的等离子体火球》提出了“UFO有时是一种等离子火球”的观点。云南天文台张周生的《四川省的一次UFO事件》全面分析了螺旋状UFO的成因，并对UFO现象进行了分类，认为有“高空中自然天体造成的”，“人们对正常空中飞行物的错觉”，“大气中尚未探明的物质凝聚与爆炸现象”，“来自宇宙中其他星球的飞行器”四种可能。武汉董妙先的《多四季论，破解世界之谜的钥匙》主张“地球处在一个多四季的宇宙空间”的观点，提出“生物圈周期性的从一个星球转移到另一个星球”的思想。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王思潮研究员几十年如一日关注研究UFO现象，提出量化半量化分析UFO研究观点，以理性态度探索UFO取得成果，深获国内外主流科学界的认可和高度评价。

随着中国社科研究的进一步开放和升温，我国UFO研究与历史疑案、文化之谜、神秘现象研究相结合，开展了多方位、多触角的不明现象的探索研究。例如：对周朝《易经》、汉朝“昆阳大战”、安顺“红岩天书”、浙江“龙游石窟”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UFO研究的研究范围，体现了中国UFO研究多样性和广泛性的特色，开创了我国UFO研究不同于别国的成功之路。

3、在科普宣传方面。我国UFO科普宣传经历了从《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涉及UFO文章开始发展到UFO科普宣传系统化、规模化、大众化的过程。1981年2月25日，《飞碟探索》创刊号以宣传UFO为宗旨的专业杂志面世，刊登了兰都的《UFO是什么？》、奚野的《关于外星人的模样》等文章，开辟了一个大众喜闻乐见的UFO科普平台，受到广大UFO爱好者以及青少朋友的欢迎。1984年2月，我国第一部由昆明电影制片厂和云南省UFO研究会联合摄制的专题片《飞碟在中国》通过审查，该片以大量的国内外UFO案例，客观地向广大观众介绍了UFO现象，对普及UFO知识，破除盲目迷信，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86年2月9日，我国首届UFO展览会在武汉青少宫开幕，展览会共展出我国唐、宋、元、明、清、民国至80年代典型UFO目击报告108件。这次科普宣传使广大群众、科学工作者、国家干部、军人以及青少年眼界大开，受益非浅。进入90年代，我国UFO研究组织进一步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在有关专业部门的配合下，完成了《寻找地外文明》、《UFO在中国》近40余集的电视片拍摄工作，同时，还完成了对有关目击案例专题考察过程记录片的拍摄，有的科普电视片、纪录片在电视台播出后，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随着UFO研究的逐步深入，UFO科普宣传结合大专院校学生专业协会活动、大众娱乐场所、庙会集市等机会，举办各种规模的UFO知识讲座、展览会、交流会，扩大了UFO知识的普及，通过宣传，发展和培养一批热爱UFO研究的力量。近几年来，一大批UFO研究专著译本陆续出版，例如：杜云编著的《第四类接触》、文涛编著的《外星人与宇宙之谜》、天让编著的《星际大移民》、麦赫编辑的《第五类真相》等等，这些专著译本的出版，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研究探讨了UFO现象和人类应该采取的态度，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性和探索性，为我国UFO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同时，也具有较大的可读性和鉴赏性，是扩大UFO科普宣传极好的素材。必将为我国研究的发展发挥出明显的催化作用。

1、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的UFO研究队伍。经过38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一支具有地域分布广阔、学历层次丰富、年龄结构合理的研究队伍，在UFO现象的追踪、UFO应用理论的研究、UFO研究的深化等等方面，这支队伍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UFO研究中，互相协调、互相呼应、互相联络、共同提高的良好状况。例如：黑龙江凤凰山事件的寻访、贵州都溪事件的研究，萧山UFO案例的协助调查等等，都反映出全国UFO研究者互相协作共同攻关的好势头。

2、建立起一种治学严谨的UFO研究氛围。38年的UFO研究探索的艰苦历程，我国UFO研究呈现了一支以各地区精英为代表的治学严谨、高度负责的研究专家队伍，在他们的带领影响下，全国形成了一种求实严谨的研究氛围。在UFO目击调查，UFO机理研究，UFO历史考证等研究中，不搞伪科学，不搞迷信，不搞人言亦言，采取了科学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例如：北京张茜夷等人的《关于凤凰山FO事件的调查提要》、南京王思潮老师等人的《螺旋发光体UFO事件的研究》等等，都是以一种高度负责的态度，客观、求证、如实地记录分析了当地发生事态的经过，得到了各方面的称赞。

3、积累了一套适合国情的UFO研究方法。我国长期的UFO研究，在没有国家投入、没有基本设施的困难条件下，逐步摸索积累了一套适合国情的基本可行的研究方法。这就是以最小的投入，创建最佳的研究成果。采取自筹活动经费，依靠自觉的奉献精神和研究者创造性的工作，克服各种困难，开创UFO研究新的局面。例如：通过自费进行UFO案例目击调查、通过筹资举办研讨会、利用业余时间完成课题研究等等；再如：办展览、出简报、作讲座等等，也都是通过这种途径与精神，把事情办成办好的。笔者认为：这是一套区别于发达国家适应国情并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光大的经验。

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我国UFO研究同样面临着一个调整思考改革的过程，UFO研究面临新的挑战，呈现新的走向。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UFO研究的深入发展，从客观上看，我国UFO研究的指导思想、组织建设、研究模式、支撑条件等方面，必然存在一个如何适应社会现实的过程；同时，从主观上看，我国UFO研究也有一个不断克服不足、改革弊端、完善机制的过程。从我国UFO研究的现状出发，笔者认为：我国UFO研究已经呈现了三个新的走向：

1、我国UFO研究从全国大一统的方式向以地区为主体的研究模式转变。全国大一统的研究方式可以说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能够在大手笔、大战役上统一规划，统一步伐，集中力量攻关作战，体现出她自身的优势。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暴露出一定的弊端，例如：各地区的条件无法统一，研究水平也各有差异等，要统一研究统一行动确有难处。实践证明，以地区为主体的研究模式，可以更加充分发挥地区的积极性，更能体现政策掌握的灵活性，研究内容也更有针对性，有利于我国UFO研究工作的发展。当然，以地区为主体的思想并不排除全国性活动的协同作战，也不排除各地区之间互相支持互相合作的可能。这种以地区为主体的研究模式，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而出现的，也是我国UFO研究面临挑战、顺应潮流而改革调整的一种体现。

2、我国UFO研究从群体志趣集合状态向强强联合协同开拓的阶段发展。从历史上看，我国UFO研究组织首先是一群志同道合、兴趣相投的有识之士集合的产物，但是，由于各地区经济条件、研究水平等差异，UFO研究也难以得到合作取得成果。目前，许多地区UFO组织根据自身特点，通过沟通协调，寻找合作伙伴，实现优势互补，力量整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例如：北京上海联手开展萧山机场UFO事件的调查；上海、宁波两地优势互补、合作举办UFO研讨普及活动，都是一种很好的尝试。笔者认为：这种趋势将进一步得到发展，形成地区与地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地区与个人之间的合作格局，将成为一股推动我国UFO研究发展新的动力和新的潮流。

3、我国UFO研究从单纯学术研究阶段逐步向争取外援创办实业的目标过渡。市场经济意味着一切事业都应该用经济头脑思考，按市场规律办事。学术研究离不开经济支撑。特别是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UFO研究饱尝了无米之炊的苦衷，UFO需要有识之士的外援支持，同样需要UFO探索爱好者的精英创办自己的实业。笔者认为：UFO事业本身就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实业，应该充分认识UFO是一种无形资产，利用好这笔无形资产，就是争取外援、创办实业的开始。当然，实现这个目标有一个较长的过程。目前，许多地方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做出了很多努力和尝试，例如：如宁波鄞州协会争取大学图书馆支持，利用图书馆的各种硬件促进了UFO探索步伐，拓宽了UFO知识普及。大连研究会通过多年的努力，和有关部门共同筹建“外星人小镇”，既能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旅游项目，又具有现实的普及UFO探索的意义。争取外援创办实业，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根据各地区的不同特点和优势，做好市场调查和分析，一步一个脚印，逐步完善拓宽，从而建立和完善UFO探索的造血功能，支持UFO探索研究事业的发展。